关于认罪认罚制度

该制度也是司法体制改革以来，为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职能而做出的一项重要制度。“两高三部”《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指导意见》明确赋予了检察院的量刑权。为什么说是量刑权而非《意见》中的量刑建议权呢？那是因为《意见》第40条明确规定：“量刑建议的采纳。对于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，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进行审查。对于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，指控的罪名准确，量刑建议适当的，人民法院应当采纳。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采纳：（一）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;……　(五)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。……人民法院不采纳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的，应当说明理由和依据。”由此可以看出，除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外，法院应当采纳检察院的量刑建议，如果不采纳，则需要说明理由和依据。也就是说，检察院一旦提出量刑建议，非特殊情况，法院必须采纳。所以说是“量刑权”。

但与法官相比，检察官对量刑业务并不十分专业，且由于职业习惯和立场，量刑建议往往偏高。尽管《意见》31条明确规定，检察院一般应当提出确定量刑建议。但令人遗憾的是，检察院一般都提出幅度量刑建议。有的建议N年至N年，有的建议N年以下，都是就高不就低。尽管《意见》第41条赋予了法院的量刑建议调整权，但实践中，即使法官认为量刑偏高（但不明显），也不会去调整。因为一旦调整则需要说明理由和依据，且面临检察院抗诉的职业风险。因此只能由被告人承担由此带来的不利后果。

由于此项权力的赋予，检察院经常以此绑架被告人认罪认罚。而辩护人对最终刑期的确定没有决定权，也不敢建议被告人冒险不做认罪认罚，从而使被告陷入两难境地，也使得辩护律师既无奈又无助。但确实出现过检察院量刑建议过高，而被告人没有认罪认罚的情况下，最后法院判决刑期比检察院量刑建议还低的情况。这不能不说是对这一制度的“打脸”。因此笔者认为检察院量刑建议权与职业立场和专业水平倒挂，该项制度没有完全起到准确及时惩罚犯罪，强化人权司法保障的作用。

《意见》第6条规定了几种关于认罪把握的情形，其中有“……或者虽然对行为性质提出辩解但表示接受司法机关认定意见的，不影响‘认罪’的认定”。

怎么理解对行为性质提出辩解，又表示接受司法机关认定意见呢？被告人往往法律认知水平有限，对自己的行为性质有自己的理解，也会做出相应的辩解，此种理解未必是正确的，因此给此类被告开了口子，只要认可司法机关认定的意见，也是认罪。但实践中，有的被告人委托了专业的辩护律师，律师肯定会给出专业的意见，如果律师对被告人行为性质与司法机关认定的意见不同，被告人怎么办呢？比如司法机关认定是抢劫，辩护律师认为是抢夺，被告人是接受司法机关的意见，还是不接受？不接受面临认罪不能认定，可能会得到更重的刑罚，接受又心有不甘。困局怎么破呢？

面对此种困境，恐怕只能是建议被告人违背自己的意思，勉强认罪，然后再由辩护人做出应有的辩护。但是这样辩护效果肯定大打折扣，因为法官也会先入为主，一看是认罪认罚案件，想当然认为没有多大问题，辩护人在法庭的慷慨陈词有时候只能让法官更反感。法官可能心里会说，被告人自己都认罪认罚了，你律师还辩个什么劲。因此建议修改此条为：“虽然对行为性质提出辩解，但对犯罪事实表示接受司法机关认定意见的，不影响认罪的认定。”

以上是对认罪认罚制度的一些思考，请各位法律同行拍砖。